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坚持创新引领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改革、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人的现代化与新型生产关系等一系列理论命题和重要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发展和改革协同推进的重大命题。

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概念，是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力量和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重塑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创新，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基本属性。因此，要深刻认识到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的命题，也是改革的命题。

从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来考察，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力点往往更多地落在技术追赶上，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跃迁。这种赶超模式通常在初始阶段是有效率的，但长期过度依赖外部技术供给势必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难以延续。实际上，由于后发国家先进技术来源不够丰富、技术进步路径较为单一，即便某些技术实现突破或在部分赛道取得领先，如果不具备技术自主迭代能力，也很可能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失速偏航。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不确定性在于容易从后发优势陷入“后发诅咒”，即随着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初始条件发生改变，生产力解放的制度性动力减弱。面对产业升级的瓶颈和障碍，如果制度变革节奏跟不上科技创新的步伐，政策工具和决策机制将难以满足生产力演进的需要，一旦叠加外部风险，难免出现要素流动不畅、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转弱、市场主体分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为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现实中仍有个别地方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中既有调研不够深入、情况掌握不够全面、问题抓取不够准确的原因，也存在时机不恰当、落实执行效率不高、政策协同性不足等的影响。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未来产业等领域，由于对新兴领域发展规律认识不够全面、理解不够到位，加之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自我迭代较快，政府监管甚至市场规范难以适配，无法满足技术更新和场景拓展的要求。个别政策“超前”与“滞后”并存，一方面容易造成一些新型业务及其盈利模式游离于市场规范、商业法律和税收体系之外，反映出个别产业政策和监管体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游戏、内容产业等行业发展以及数据安全、数字资产确权、安全隐私保护、数据要素定价等领域监管的内在逻辑尚未充分显现，一些政策与全球竞争形势、国家战略导向以及市场主体诉求的贴合度有待提高。

综上，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创新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进行时，二者不可偏废，而是要协同推进、互为支撑，在优化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组合的同时，通过不断调整变革生产关系，保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变革同步同频，从而激发生产力发展的持久活力。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工业革命之所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在于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引领，打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约束和桎梏，实现生产力全面解放，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从而为文明演进、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历史趋势和演进规律出发，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来，工业化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二者互为条件和支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真正实现经济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当后发优势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经济增速由快转慢，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往往因无法获得发展新动能而被锁定在低水平模仿的“技术—经济”范式，进而对低价资源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产生依赖。其中，一些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和地区会自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生产力进步出现停滞，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这些国家的主要教训在于囿于要素禀赋和静态比较优势，过度依靠有形投入发展工业，既无法将产业升级引向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路径，也没有形成与生态文明高度兼容的现代工业文明和社会文化体系，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则在于未能及时识别并有效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

毋庸置疑，我国经济建设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是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创造了14亿多人口大国工业化的壮举。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叠加多种风险因素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复杂影响和负面冲击，但总体上看，工业部门仍表现出较强韧性。这种相对稳定性源自我国工业生产体系较为健全、工业生产率整体上相对较高、市场化改革较为到位、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市场主体较丰富、研发创新较活跃、上下游关系较紧密、国际竞争力较强等全方位的体系性优势。然而，应该看到，我国工业化具有鲜明的后发式、赶超型特征，仍存在工业化基础不够扎实、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不够高、工业布局不尽合理、工业劳动者素质有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这表明传统工业化模式对生产力发展构成了阻力和障碍，很难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生产力解放的内在要求，我国工业“由大转强、从全到优”必须摒弃传统工业化模式，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针对我国工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并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道路也必然是创新之路，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变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以先进生产力为内在动力和基础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源自其“新”与“质”，主要表现为：要素构成新、产业载体新、发展动能新、推进机制新；生产效率高、劳动素质高、开放水平高、发展质量高；产业结构优、生态环境优、发展环境优、民生保障优。可见，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在发展逻辑和推进机制方面是相通互促的，二者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产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本动力和关键任务。因此，应立足新质生产力创新性、先进性、可持续的本质特征，从数智化转型方向、绿色低碳底色、人本原则的发展维度出发，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长期来看，劳动在生产方式变革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者作为物质要素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是主导性要素。只有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理念“武装”起来的劳动者才具备更强的能动性。劳动者自身充分发展是解放生产力的终极目标，而人的现代化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先决条件，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归根结底要依靠人的进步。

人是发展的关键，更是改革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将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纠偏的发力点放在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上，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改革共识，扭转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局面。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要素积累和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有助于实现量的扩张，但也造成了一些治理短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随着人的因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强化，与之相适应的，在要素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也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使命，从个体层面来看，人的现代化表现为劳动者自然性、社会性、知识性高度统一；从国家层面来看，则是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和大健康产业加入未来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赛道之一，建立完善符合国情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也成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人的现代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要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共同发力。